回望宋庄

　　(接上期)

　　乘风踏浪渡商海

　　讲述人:师亚娟，1978年生，第三居民组。

　　我和黄向东2001年结婚，2003年生下儿子黄慎亲。2005年秋，我把儿子送进幼儿园后，经朋友介绍，到一家二手房中介所工作。起初是当内勤，配合业务员干销售工作。一年下来，逐渐熟悉了业务流程以后，我就主动提出申请当了业务员。

　　受工作性质的影响，我对房地产业逐渐有所认知，觉得这个市场还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，于是就在2010年把我手中积攒的六七万元，投在吉安阳光花苑，买下了一套50平方米的商品房。房子虽小，但是看到写着自己名字的房产证，我还是感到无比自豪。2013年，房地产价格翻番，我果断出手，把房子卖掉。三年时间，我在房子上净赚六七万。

　　然而，天有不测风云，2010年夏天，我公爹突发疾病去世，仅隔一个月，我婆婆又突发脑梗瘫痪。一时间，平静的小家庭乱成了一锅粥。

　　我考虑家中兄嫂姊妹都是工厂正式员工，不便请长假，就辞去了房产中介的工作，在家照顾婆婆。

　　我不能上班挣钱，丈夫在玻璃厂上班每月只有五六百元工资，孩子上学还要花钱，家庭生活日渐捉襟见肘。于是，在婆婆病情稳定后，我就到离家比较近的一家灯具店当仓库保管员，虽工资不高，但时间比较自由，方便照顾家庭。2013年，玻璃厂改制破产，丈夫下岗，生活再陷困境。2014年，我让丈夫在家照看家庭，自己在济钢丹尼斯店里租了个10平方米的店面，经营小吃。

　　生活中的灾难就像不速之客，往往会不期而至。2014年，丈夫突发心肌梗塞，经过及时抢救，才保住了命，后又到北京治疗。北京求医花费很大，所幸的是我之前为丈夫和孩子都买了商业保险，事后经过理赔，保险公司出了十多万元，也算是雪中送炭，我家才不致跌入经济的深渊。

　　我在丹尼斯的小吃店前后经营了十多年，后来随着网上购物的兴起，实体店受到很大冲击，我也急流勇退，2018年退出了丹尼斯。不过，当时我手里已有二三十万元的积蓄。

　　撤出丹尼斯后，有一位好友找上门说，他投资的酒店亏损严重，借我的钱无力偿还，但目前他经营的木门店可以打给我，一次抵销借我的11万元。我听后真是欲哭无泪。但是，别无他法，只好把生意接了过来。为了盘活这个木门店，我费了很多心血，经过不懈努力，成交生意从每月两三单增加到二三十单。几年下来，靠着木门店的收入，我在郑州购置了一套房产，还计划把家里的老房拆掉重建。

　　卖凉菜的苦辣酸甜

　　讲述人：王秀云，1979年生，第三居民组。

　　我和赵振明2001年结婚。当时，振明在水泥厂上班，工资一个月只有400多元。因为我在泥河头娘家时，曾经干过几年卖凉菜的小生意，于是就想继续干原来的生意。

　　我原来卖凉菜的摊位设在济钢菜市场里，距宋庄和泥河头都很近，但客流量有限。我经过打听，南街菜市场生意一直很好，也想闯一闯。2002年水泥厂破产，振明下岗，我俩一合计，就在南街菜市场租了一间小屋，继续卖凉菜。

　　做凉菜生意，全靠辛苦赚钱。每天清晨4点前就得起床，4点多赶到菜市场，才能买到当天从外地运来的鲜货。进货后，还要根据客户的要求配料包装。我们服务的对象主要是超市和饭店，虽然价格低，但客户多，数量大，以量赚钱。有的客户需要送货上门，振明就开着车一家一家送货。不需要送货的，主要由我在摊位接待。从凌晨一直到12点，我们要为几十家客户上门服务。

　　2007年春天，我怀上了孩子，到腊月时，行动已经很不方便，但是为了赶春节前这一段好生意，我不敢在家休息，一直干到年三十下午才歇业。大年初二，我感到身体不适，就赶紧到医院进行临产检查，当天就做了剖宫手术，生下了儿子。

　　振明父母去世早，我们有了孩子后，家中没有老人帮忙照看，就让娘家妈妈来照看。我在家仅仅休息了几个月，就到菜市场忙生意。孩子一直长到四岁，母亲才回去，以后就一直由嫂嫂帮忙照看。

　　有一天，我早上4点正要出门，5岁的儿子突然赤条条从屋里跑出来，抱住我的腿不让走。我把他抱进屋里，放到床上，儿子还是不松手。情急之下，我一巴掌下去，把孩子打得哇哇乱哭。看到儿子哭得泪流满面，我也忍不住哭了起来。

　　孩子上初中后，我和振明因为早上走得早，没法叫醒孩子上学，就买了一部老年手机，放在孩子床头当闹钟。我们早晨起来后，给孩子把饭做好，先放保温饭盒里，七点钟一到，我就在南街摊位上给孩子打电话叫醒，督促孩子起床吃饭上学。

　　这些年来，很多家庭的父母会在节假日带孩子到济源当地的景区玩耍，可是我们一次也没有带孩子出去玩。

　　2021年，我们把家中的老房拆掉，花了20多万元盖了一座三层小楼，接着又投资40多万元，对房子进行装修，一家人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屋。如今，女儿已经上了大学，儿子也上了高中。在别人眼里，我们家也算有些风光了，但人们所不知的，是我们这些年饱尝的艰辛。

　　杀猪手艺人变身养猪人

　　讲述人：王永全，1948年生，第三居民组。

　　1984年，政策已经允许个体经营屠宰生猪卖肉。这年春天，我和弟弟王永财办好经营许可证和健康证，依靠从父亲手中学来的杀猪手艺，开始了卖肉的生意。

　　当时，农村养猪大多是家庭散养，每天下午，弟弟永财到附近村子里买上一头大猪回来，第二天早晨我们便早早把大锅水烧热，开始宰杀。一头猪，小的有一百多斤，大的有二百多斤，每次宰杀前的捆绑和放血等，既是技术活，也是体力活，加上褪毛洗净，砍头去尾，到鲜肉整理出来，至少要花费一两个小时，早饭前就得收拾完。吃罢早饭，再把猪肉拉到公路边零售，一般情况下中午12点前肉就卖完了。

　　我记得刚开始一斤猪肉卖一元钱，杀一头猪能有十几元利润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兄弟俩每人每月能收入150元左右，这比当时很多上班族高不少。我们杀猪卖肉生意前后一共干了12年。这12年，凭着这个生意，我供三个儿子先后上了大学，还为他们盖起了新房。

　　1996年后，不再允许个体屠宰生猪，我们的生意也停止了。恰在此时，村里决定建规模化的养猪场，我被选中负责猪场的建设和经营。

　　大队一次性投资80万元，于1997年2月正式开始建设猪场。我接受任务后，首先找建筑队建设了100多间猪舍，然后又建了饲料加工车间、防疫消毒室和办公室，组织各生产队派来的员工培训和学习，足足忙活了半年。之后，我们到北京购进优良品种猪。当时购买的公猪品种是杜洛特，母猪是二元化母猪，杂交后生下的是三元化商品猪。这种杂交猪生长快、抗病力强、商品价值高。每隔一两年，猪场都会到北京去购买一批，以保证猪仔的优良品性。经过三四年的发展，母猪存栏量达到400头，生猪的存栏量达到4000头。

　　当时，生猪市场价格很不稳定，波动频繁，有时价格低迷，很长时间回升不起来，往往造成一些养猪户债务重重，甚至破产倒闭。同时，猪场防疫工作也很重要，一旦防疫不当，就会造成生猪大批量死亡，后果不可预料。经营猪场十多年，我可以说是整日殚精竭虑，一点也不敢懈怠，几乎全身心扑在猪场。幸运的是，虽然第一年效益不好，但后来八九年时间里，随着经验积累和技术进步，养猪场收入不断提高，为改善村民福利、提高集体经济收入发挥了不小的作用。

　　2006年，济源市要创建全国卫生城市，环城路内不能再办养猪场。根据市里安排，村里关停了养猪场。

　　(以下由李占元整理)

　　为挣两块钱 赤脚拉平车

　　讲述人：黄存光，1952年生，第一居民组。

　　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前，青黄不接时，家里常常断粮，只能先借队里仓库的储备粮，记得当时每人能借20斤小麦，先度过春荒，到了夏天分麦时再扣除。粮食不够吃，红薯成为每天的主粮，经常吃红薯吃得人胃里发酸。那时，我三姨在北京工作，条件稍好一点。有一年过年的时候，她给我家寄来30元钱和50斤全国粮票，我们全家总算过了一个好年。

　　1977年，在电厂工作的二姨托人介绍我去开关厂上班，月工资28.5元。每个月工资领到手，一分钱都舍不得花，全部交给母亲，就是全家人的花销。

　　当时，我的两个弟弟还在上学，家里的劳动力就我父亲和我妻子。为了多挣工分，我白天在开关厂上班，晚上和另一个人合作加班，给生产队铡草，干到晚上12点左右，铡草1500斤，每人能得15个工分。

　　分田到户后，我每天早上天刚亮就和妻子下地干活，7点多回来，吃点温饭就赶到厂里，跟上8点上班;下午一下班，我就立即赶回来，扛起农具就去地里干活。

　　后来，工资比刚上班时涨了一点，家境有所好转。但是，只要有挣钱的机会，哪怕是下苦力气，我也舍不得放过。记得1983年夏季的一天，我中午回来，听我妈说村后边公社预制厂要往老电厂送一批水泥板，每块运费一元钱。我听后二话没说，拉起平车直奔预制厂。到那儿后，听说这批板数量不多，手脚快的一天估计能送两块，慢的只能送一块。当时，我上一天班也难挣两块钱。于是，我鼓足力气装了一块预制板，母亲帮我推车过河。过河后，我的凉鞋里有水，滑得不好走路。我只好把凉鞋一脱，对母亲说：“妈，你也跟不上车，把凉鞋给我掂回去，这一块板我一个人也能推得动。”那时的路还是土路，上面又垫了一层炉渣，赤着脚走路难免扎脚。为了能挣两块钱，我推着车一路小跑，也不觉得脚疼了。

　　1985年，我的两个弟弟也先后进了工厂，家境慢慢变好了。1986年，我托在北京工作的三姨买了一台北京产的牡丹牌14寸彩电，花了980元，又花206元买了一台单缸洗衣机，接着又购置了双开门电冰箱。

　　1989年，我家盖了一座两层楼房，居住条件大大改善。1998年，我又新盖了一座两层楼房。之后，我的两个弟弟也都住上了楼房。

　　2007年以后，我的两个儿子也都参加了工作，结婚后都在城里买了房子，买了汽车，生活日渐富足。

　　装卸工的记忆

　　讲述人：黄存忠，1951年生，第二居民组。

　　1983年最后一次分地时，我家4口人分了4亩地。生产队解散拍卖财产时，我买了1把桑杈，1把铁杈，1张铁耧;桑杈3元，铁杈4元、铁耧10元。另外，还竞价分到了一头骡子，600元。

　　1984年，我用分家得来的小马车，开始拉货搞副业。小马车一车能拉一吨半货物，但我家的那头骡子个头小，拉不动车，我就在车子两边拴了两根绳，遇到上坡路时，我和妻子杨桂兰各拉一根;我要一边吆喝牲口拉套，一边和妻子一起拉绳助力。

　　每天出车回来，我们两口子都要去地里给牲口割草，夜里还得时时操心给牲口添草拌料。

　　1987年，我投资4500元，在洛阳拖拉机厂买了一辆手扶拖拉机，在贾庄贾金亮处花2800元配了一个车斗。一车能拉4吨多，不但经济收入增加了，而且免遭白天割草夜间喂牲口的疲劳。

　　到车站装货，更像激烈战斗。由于拉货的车多，装车的又都是街坊邻居，不便争抢，只能轮着装。拉的货大多是煤炭，装完车，一个个污头黑面，眉眼难分。一般情况下，大家每天4点半起床赶往火车站拉第一车货，大概7点拉到玻璃厂;回家匆匆吃了早饭，就得赶往车站拉第二车。如此起早贪黑，一天如果拉5车，能挣100多元，一个月能挣两三千元。

　　装车拉货，除了苦和累，超载也很麻烦，常常会被交警罚款。另外，装车赶车也会遇到危险。车上装的货物如果前后不平衡，还得让妻子站在车头上，靠人的体重来平衡前后重量。有一次，玉兰稍不留神，从车头上掉了下来，所幸被一个过路的李庄人及时把她从车下拉了出来，才没有出事。

　　1993年，村里成立了一个装卸队，由李士范、黄同立负责联系货场，我负责叫生产队的人。只要玻璃厂有货需要卸车，不管是否刮风下雨，都是不能耽误的。装卸费由大队和玻璃厂结算，大队提取40%的管理费，其余的分给装卸人员，一个月能分六七百元。当时，上班的工人一月的工资也就是100多元。

　　1997年，我把家里的“大客屋”拆掉盖楼房。因老房子可利用的木料比较多，翻盖新房基本没花钱。2003年，我又花了6万多元盖了第二座房。

　　2000年后，两个孩子都去玻璃厂当了工人。后来，两个孩子结婚，我给他们每人拿了2万元。2010年，老二黄征兵在市区买了房。几十年来，我们一家靠力气挣钱养家，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。

　　知识改变命运

　　讲述人：黄新江，1958年生，第一居民组。

　　我的父母一辈子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，父亲在外工作，粗通文墨。母亲不识字，家里书信往来，要满村找人代读、代笔。每次求人时母亲都要带上我，让我时时记住要好好读书。

　　1978年前，父亲在外地工作，我们家里是队里有名的缺粮户，吃不饱饭是家里的常态。即使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，父母支持孩子们上学的初心从未改变。父母对我们既严格要求，又鼓劲打气。记得上五年级时，班里期末考试，我考了第五名，回家正兴高采烈地跟家人说班里这个不如我、那个不如我，还没说完就被父亲打了一顿。他很严厉地批评我太骄傲了。

　　中考的时候，我没有被济源一中录取，当时情绪很低落，一度不准备再上学。后来，父母亲帮我总结失败的教训，我才又重新鼓足勇气去读高中，这才有了后来参加高考的机会。

　　1977年10月，国家恢复高考，我有幸参加了当年的高考，被郑州大学数学系录取，成为文化大革命后村里第一个通过高考上大学的年轻人。

　　我上大学后，家里少了一个劳动力，多了一个花钱的人，同时要供6个孩子读书，稍有改善的家境再次陷入困境。父亲只好提前从厂里退休，先是在马路边摆了个鞋摊，后来购买了一台爆米花机，走街串巷崩爆米花。

　　因为重视知识，几十年来，我们这个农村家庭走出了大学教授、企业总经理、党政干部等。我1981年12月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新乡地区行署工作，后被调到焦作市工作，直到2018年以正县级干部身份退休。我妻子范桂兰退休前担任焦作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老干部局局长。大弟弟黄新安曾任济源特钢厂供应处下属物资公司经理，他的妻子杨丽娟担任过济源市上市公司清水源的总经理;二妹妹黄青贤现为焦作大学副教授。

　　在我们的下一辈中，既有专科生、本科生，也有硕士生和博士生。我的女儿黄虹毕业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，获医学博士学位，女婿刘京臣是文学博士、教授。大弟弟黄新安的儿子黄卓毕业于湖北武汉职业学院，儿媳张丽毕业于郑州大学;女儿黄越是中南大学和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双硕士研究生。大妹妹黄会贤的女儿尹赛赛护理专科毕业。小弟弟黄国旗的儿子黄科是焦作大学专科毕业，儿媳闫婵婵是河南科技大学本科毕业。二妹妹黄青贤的儿子柴磊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在读。三妹妹黄均婷的女儿刘洁毕业于广西科技大学护理本科，小女儿高靖晶是中国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。

　　小生意的苦与乐

　　讲述人：黄新闻，1960年生，第二居民组。

　　1979年我应征入伍，1982年复员后进玻璃厂当了工人。我们家里姊妹多，家里共有9口人，在本村是个大家庭。我是家里的长子，也是唯一的男孩子，自然得早早自立门户。村里统一规划建房时，我也准备盖房，当时手里没钱，全靠全家省吃俭用，我又向亲戚借了5000多元钱，勉强盖成了一座两层8间的楼房。

　　我在玻璃厂上班，一个月工资只有五六十元，家里吃穿用度光凭我一个人工资是远远不够的。于是，我和妻子刘占云商量后，开始做凉皮米皮小吃生意。

　　卖小吃生意不大，但做起来费时费力。我和占云每天早上三四点起床，就开始手脚不停地生火、和面、制作凉皮米皮，天不亮就拉到村口摆摊售卖，尽量赶在早上八点前卖完收摊，不耽误我到厂里上班。一个月下来，能挣150元到200元，比我上班的工资多好几倍。虽然辛苦，我们也乐在其中。凉皮生意做了一年多后，妻子患病住了医院，这个小生意也只好不做了。

　　1994年，妻子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。我又和妻子商量，在家门口路边设了个小卖部，经营小百货，每天多多少少也能有些收入。

　　原来想着开小卖部简单省力，但真正干起来，远比想像的要累人。因受场地限制，小卖部面积只有两平方米。我就做了一个一尺多宽的长凳，白天是椅子，晚上当床用，日夜都守在小摊子上。有时夜里两三点钟了，还有人敲窗要买东西，打开窗，来人可能只买一个打火机，可我一直到天亮，就再也睡不着了。

　　开小卖铺，辛苦是常态，有时还会出意外。201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，天实在太冷，我冻得睡不着，就“脱岗”回家想睡个安稳觉，哪知不到一刻钟，小卖部竟失火了，一下子烧毁了全部商品，损失了2万多元。

　　虽然开小卖部又苦又累，可毕竟为我们家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收入。到2000年前后，我家陆续购买了洗衣机、电冰箱、空调、电动自行车等。2012年，我家又购买了小轿车。这个小卖部可谓功不可没。

　　我有两个女儿，大女儿晶晶这些年在郑州做销售，在当地买了商品房;二女儿娇娇从浙江理工大学研究生毕业后，在上海奉贤区做村官。过去说有女无男不气长，可我觉得两个女儿都有出息，倒觉得挺自豪的。

　　出租车上的苦乐人生

　　讲述人：黄亚红 ，1971年生 ，第二居民组。

　　1993年，即结婚的第二年，我和妻子着手盖房时，手里没钱，二哥亚东借给了我8000元，妻子找她姐姐家借了一万元，靠着借来的钱才盖起了两层楼房。这一年，孩子出生。当时，我在玻璃厂上班，妻子李粉姬在铝型材厂上班，靠两个人的工资，想要还清盖房的外债，也不知道要等到哪年哪月了。

　　我和妻子天天合计商量，得想办法找个能挣钱的事干。当时，听说跑出租生意还不错，我们就打算跑出租。1994年，妻子回娘家借，我找朋友借，七拼八凑借了8万元，购买了一辆出租车，办好了手续，开始跑车。

　　玻璃厂车间工人三八制倒班。如果是上夜班，我就白天开出租车;上白班，我就晚上开出租车。刚开始时，开出租车没有经验，再加上还得兼顾上班，干了一年多辛苦不说，还没挣住钱，我就想卖掉车不干了。回来和妻子商量，妻子知道我一个人跑车太辛苦，很体谅我，对我说：“干脆我也开车吧，咱们两个人轮替着开，你也能歇歇。”这时，孩子已经两岁多了，妻子把孩子交给老人照料，去驾校学了个驾照，和我一起开出租车。就这样，我们两个人黑夜白天连轴转，人歇车不歇，拉的客人多了，我们的经验也多了。过去我跑一天车刚刚顾得住油钱，后来每天都能有一二百元的收入。玻璃厂破产后，我正好不用上班，可以专心开出租车了。到2020年疫情前，我们每天能挣400元，一个月能净挣万元左右，比上班工资高多了。

　　跑出租每天碰到人多，也会有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，甚至会碰到危险。1998年，我拉客人到济源和孟州交界的张金时，客人突然要求下车。停车后，他不下车反而要我给他200元，我刚说你这人怎么不讲理，那个人竟拿出刀子开始威胁我。没办法，我把车上放的200多元全部给了他。本想着报警，可那个时候又没有监控，怕麻烦，想着算了，就当交学费了。还有一次，有一年夏天晚上10点多，我去轵城送一个客人。那天晚上，狂风暴雨，车到屯军时雨水已经淹没轮胎，不能再走了。可顾客不愿意，说是耽误了生意，要我包赔损失，我只好拿出100元钱息事宁人。

　　出租车每8年更新一次，从1993年到现在我已经更新4辆出租车了。这些年，我的外债早已还完，家里条件也越来越好。2023年，我给孩子20多万元买了小汽车，2024年儿子在市区买了一套90多万元的房子，我给他交了32万元的首付款。(李德哲)

　　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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